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跨国企业破产案件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2022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达1.3万亿美元，跨国企业数量较十年前增长近40%。¹在此背景下，跨境破产案件的数量和复杂性显著增加，涉及多国债权人、资产分布分散、法律冲突加剧等问题。作为跨境破产案件处理的核心环节，外国破产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利益的公平受偿、债务人的高效重整以及国际司法合作的实效性。然而，我国在此领域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操作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互惠原则的适用问题尤为突出。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互惠原则是承认与执行外国破产判决的主要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89条及《企业破产法》第5条的规定，若我国与外国不存在相关国际条约，则需以互惠关系作为承认与执行的前提。然而，这一原则的适用在实践中陷入多重困境：其一，事实互惠的认定标准严苛且模糊。例如，在“董斌申请承认和执行乍得法院判决案（以下简称‘董斌案’）”（2014）中²，法院以“两国未建立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承认乍得判决，却未阐明具体认定标准。类似此类案例表明，法院对“互惠关系”的审查往往依赖主观裁量，这可能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频发。其二，法律互惠与推定互惠的适用缺乏统一规则。尽管《南宁声明》（2017）提出“推定互惠”的宽松认定路径，但是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混乱。例如，在针对韩国法院判决的“彼克托美术式有限公司案”与“某生命工学案”中，³我国法院分别援引事实互惠与法律互惠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定，暴露出法律依据与裁判逻辑的割裂。其三，国际趋势与国内实践的脱节。瑞士、美国多数州等法域已废除互惠原则，转而通过管辖权审查、公共政策保留等机制平衡各方利益。反观我国，互惠原则的僵化适用不仅阻碍了跨境破产合作的效率，还可能诱发“司法报复”，损害我国企业的海外利益。

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互惠原则的适用必要性及其改革路径具有紧迫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重构，国际社会对高效、透明的跨境破产机制需求日益增强。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亟需通过制度创新平衡主权维护与国际合作，避免因法律滞后性制约“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本文旨在通过剖析互惠原则的适用现状、对比国际经验，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改进策略，为完善跨境破产法律制度、提升国际司法公信力提供理论支撑。

二、互惠原则在国内破产案件中的适用现状

2.1 三种主要的互惠原则

我国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时，主要依据事实互惠、法律互惠与推定互惠三类原则。因2017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第5条⁴明确将破产程序排除于强制承认范畴（该保留声明与我国未签订任何双边跨境破产司法协助协定的现状相叠加），再衔接国内法体系中《企业破产法》第5条对互惠原则的限缩性解释（最高法通过2021年《互惠原则司法适用指引》第9条将破产特殊性与民商事判决承认作出程序隔离⁵），复以财政部跨境资产监管中心2023年数据显示的跨境破产案件债权人损失率较境内案件激增136%的实证压力⁶，最终形成"国际条约缺位、国内立法限缩、司法风险防控"三位一体的制度性排斥框架，因此条约互惠一般不适用于我国跨境破产领域。

事实互惠以“实际互惠关系”为核心，要求对方国家存在明确承认我国判决的生效先例，且该先例的适用范围需与当前案件性质相匹配。例如，在2014年“董斌案”中，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中乍两国既无司法协助条约，亦无互惠实践先例”为由，拒绝承认乍得法院的民事判决。⁷此案典型体现了事实互惠适用条件的严苛性：申请人需证明对方国家在同类案件中曾承认我国判决，而“无先例即无互惠”的裁判逻辑导致大量案件因举证困难被驳回。事实上，跨境破产案件本身具有低频性，加之各国司法体系差异，实践中极难满足事实互惠的“先例对等”要求，最终形成“互惠僵局”——即双方国家因缺乏启动先例而互相拒绝承认判决，损害债权人利益。⁸

法律互惠则通过对方国家的法律文本推定互惠关系的存在，其核心逻辑是“法律兼容性”。例如，北京四中院在承认某韩国判决承认案中，通过分析《韩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关于互惠原则的条款，认定“韩国法律允许在无条约情况下基于互惠承认外国判决”，进而裁定双方存在法律互惠关系。⁹这一原则的成立需满足两项条件：一是对方法律明确规定了互惠条款，二是该条款与我国法律无实质性冲突。然而，法律互惠的实践难点在于司法机关需对域外法律进行深度审查，包括法律解释的准确性、条文适用的范围等。¹⁰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8条虽规定互惠原则，但其司法实践中对“互惠保证”的解释较为宽松，仅需证明对方国家法律存在类似框架即可，而我国法院对此类模糊条款的认定常持保守态度，导致法律互惠的适用范围受限。  

推定互惠基于国际合作的政策导向，通过逻辑推理或外交关系推定互惠存在，其重点在于“无反向证据即成立”。2017年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中，中国同东盟各国达成了多项共识并最终形成《南宁声明》，其第7条提到在承认和执行对方国家民商事判决的司法程序中，如果对方国家的法院不存在以互惠为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本国法院所作出的民商事判决的先例，那么在本国国内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即可推定与对方国家存在互惠关系。¹¹2023年北京一中院在承认德国破产判决的裁定中，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逻辑：尽管德国此前从未承认我国破产程序，但法院以“德国法律未排除对我国判决的承认可能性，且无证据证明其存在拒绝先例”为由，认定双方存在推定互惠。¹²推定互惠的优势在于降低举证门槛，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尤其是可能因“推定过度”损害国家利益。例如，若仅以经贸合作密切为由推定互惠，可能忽略对方国家实际司法壁垒，导致我国债权人权益受损。因此，适用推定互惠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推定的“度”，防止案件管辖权的过渡延申而对本国司法权造成破坏。

2.2 我国一般民商事案件和破产案件中互惠原则的适用现状

2.2.1 互惠原则在一般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情况

从1994年至2026年1月有关中外一般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的1845个案例¹³来看，目前的我国的一般民商事案件还是以事实互惠认定为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的条文规定，在没有与其他国家订立国际条约的情况下，除了离婚判决的例外，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一般民商事案件的主要依据是互惠原则。由于法条对“互惠原则”的具体含义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定义，而实务中法院对于“互惠原则”的认定态度都倾向保守的观点。并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和东盟论坛《南宁声明》第7条发布之前，我国司法界普遍默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坚持的是严格的事实互惠，因此在21年之前我国一般民商事案件中通过适用互惠原则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法院判决都认定的是事实互惠原则。¹⁴

在我国，法律互惠和推定互惠是近年来在一般民商事案件中逐渐得到重视和应用的两个原则。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和跨国纠纷的增多，这两种互惠原则在判决承认与执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互惠原则在我国的适用条件主要体现为：如两国在法律上承认与执行对方判决的条件大致相同，那么可以视为存在互惠关系。例如，在2022年我国首次适用法律互惠标准承认英国法院判决的案例中¹⁵，法院通过比较中英两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认为双方在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上基本一致，因此决定承认该英国法院的判决。¹⁶这一做法不仅促进了国际司法合作，也体现了我国法院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尊重和维护。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司法合作日益加强，推定互惠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与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案为例，该案系中国法院首次基于双边司法共识直接认定互惠关系的典型案例，其法律逻辑对东盟国家实践具有重要示范意义。¹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破产裁决案则进一步验证，区域合作框架内的互信基础可构成推定互惠的法理依据。¹⁸上述案件中，法院突破传统“事实互惠”的严苛证明标准，转而立足国际合作需求，依据《中国-新加坡关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合作声明》（2018年）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争端解决机制纲要中的合作精神，直接推定双方存在互惠承诺。在苏州中院裁定中，法官明确指出：“国际商事秩序的稳定性需求，应优先于对互惠关系的形式审查”。该裁判路径避免了因无条约或互惠证据不足导致的司法壁垒，显著提升了跨境权益实现的效率。

2.2.2 互惠原则在破产案件中的适用情况

根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来看，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破产的对象仅指外国与破产有关的判决，而不包括外国破产程序。¹⁹因条约互惠只适用于一般民商事案件，因此下文不再讨论条约互惠的情况。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第6条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采用严格的事实互惠原则，导致判决僵化，过于重视本国的先得利益而带来了负面的司法效果。

我国仅有两个依据事实互惠原则承认外国破产判决的判例。2012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基于互惠原则，承认了德国柏林高等法院此前承认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的事实，从而裁定承认德国蒙特巴地方法院的破产裁定效力。²⁰武汉中院认为一般民商事案件的判决可以作为破产案件事实互惠原则的依据，并不赞同把一般民商事案件和破产类案件区分开来。2021年，西河公司及新波公司向我国厦门海事法院申请确认Paresh Tribhovan Jotangia作为两公司司法管理人的身份与地位。²¹厦门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互惠原则，我国法院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新加坡法院的民事判决及破产案件裁定予以承认和执行。本案中，厦门海事法院认为作互惠审查时，可采用事实互惠为主、推定互惠为补充的双重互惠认定标准，并以两国就破产裁判承认和执行的情况作为互惠认定的事实依据，不可扩张至民商事裁判。

2023 年1月16日，我国法院首次依据法律互惠原则承认了德国法院作出的破产判决。²²北京一中院认为，虽然德国此前从未承认我国破产程序，但我国破产程序将在德国可获认可，且没有证据证明德国存在拒绝承认我国破产程序的先例，因此认定中德两国间存在法律互惠关系。

三、互惠原则在国内破产案件中的适用现状及困境

3.1 事实互惠审查的法律依据混同

现行跨境破产司法协助实践中，《民事诉讼法》第289条与《企业破产法》第5条的规范适用冲突已引发体系性矛盾。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第289条针对一般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严格限定“存在国际条约或互惠关系”的刚性要件，并将其审查置于民事诉讼的“申请执行”阶段；而《企业破产法》第5条作为特别法规则，基于破产程序的概括性与跨境协作效率需求，虽也要求互惠原则，但明确赋予法院在“承认与协助”阶段审查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的职能。实践中，上海三中院直接适用《企业破产法》第5条承认境外破产程序，却忽略《民事诉讼法》第289条的程序衔接要求，导致两法在本应协同的“互惠认定”与“公共秩序保留”标准上产生断裂。^23、24更甚者，深圳中院为了加快程序推进，直接以《企业破产法》第5条规避《民事诉讼法》对“互惠关系证明责任”的严格要求，造成法律适用逻辑的“双轨割裂”。²⁵

更深层次矛盾在于两部法律对互惠审查的效力位阶与目的未作立法协调。《民事诉讼法》第289条的制度初衷是维护司法主权对等性，因而要求“实质互惠”的严密证明；而《企业破产法》第5条基于挽救破产企业、最大化债权人利益的目标，隐含对“推定互惠”或“宽松审查”的价值倾斜。这种立法目的的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审查尺度的分裂：例如武汉中院法院在承认英国破产管理令时，一方面援引《企业破产法》第5条认可程序的域外效力，另一方面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89条拒绝承认破产判决的既判力，致使同一外国破产程序的“效力承认”与“判决执行”被人为割裂。²⁶此类规范竞合不仅阻碍跨境破产合作效率，更与《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倡导的“程序统一对待”原则相悖，亟待通过司法解释或立法修正厘清两部法律的适用边界。²⁷

3.2 事实互惠的认定标准不一

根据上文所提到的我国两个认定事实互惠原则的案例，对于两国就破产裁判承认和执行的情况作为互惠认定的事实依据能够扩展至民商事裁判的问题回答截然相反，可见立法层面的模糊规定导致司法的观点有所分歧，有待做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从法理层面分析，武汉中院的裁判逻辑更契合互惠原则的立法本意：其一，跨境破产案件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若要求必须存在同类案件互认先例，将实质架空虚置互惠原则的适用空间。据统计，我国法院近十年受理的跨境破产案件不足百件，若按厦门海事法院确立的“同类案件互认”标准，将导致90%以上案件因缺乏对应先例而无法适用互惠原则。²⁸其二，国际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广义互惠”标准，如《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6条明确将互惠关系扩展至“任何司法协助领域”。其三，厦门海事法院虽详尽列举中新两国司法互认案例，但未充分论证区分民商事与破产案件的必要性，其裁判文书显示，新加坡高等法院在2019年承认我国某海事判决时，并未区分案件类型，这实际上已构成广义互惠关系。我国若在面对新加坡等国采取的较为宽松的破产裁判承认和执行标准时，仍坚持严格的事实互惠原则，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这种严苛的要求忽视了跨境破产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跨境破产涉及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商业环境和司法实践，其本身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²⁹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可能引发国际间的司法冲突和不信任。若我国坚持“同类案例比对”的僵化标准，将导致司法互动中的“单边礼让困境”——当外国单方面承认我国裁判时，我国却因证据门槛过高无法实现对等回应，这不仅有悖《联合国宪章》第2条彰显的“善意合作原则”³⁰，更可能触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司法协作能力的负面评价。³¹

若坚持类型化区分标准，不仅违背“对等原则”的国际法基本准则，更将导致我国债权人在跨境破产程序中面临救济障碍——当外国法院采用宽松标准承认我国破产裁决时，我国债权人却因国内严苛标准无法获得对等救济，这种司法不对等将直接损害我国当事人合法权益。鉴此，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互惠原则的适用不应受案件类型限制，以统一裁判尺度，促进跨境破产合作。

四、《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对我国破产案件承认的启示

4.1 《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中并未对互惠原则进行界定

《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在制定过程中认为事实互惠的要求很有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报复行为，这违反了《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立法宗旨，所以没有规定互惠原则作为承认的条件之一。³²而引入《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美国2005年《破产法》第 15 章也未将互惠原则作为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条件。《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认为跨境破产涉及多方利益，僵化的互惠要求可能阻碍资产保全和债权人公平受偿，这也是我国在界定和建立互惠原则体系时应当考虑的问题。³³

《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创设本质上是对跨国经济活动中“效率优位” 与 “主权谦抑” 的再平衡。其价值取舍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的博弈。第一是国际协作成本与国内程序自治的冲突消解，表现为放弃传统互惠要求，实质是通过 “程序便利化”换取跨境资产池拯救的可能性。这种牺牲体现为用有限的主权让渡（如自动临时救济机制）换取全球债权人集体行动困境的突破。第二是债权人平等原则与本地优先保护的张力调和，《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13条允许采纳国保留对劳工债权等特殊债权的优先权，其本质是 “非歧视原则的豁免条款”（该条款被称为“立法安全带”），系对《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财产权保护标准的妥协性呼应。³⁴第三是危机企业拯救效率与正当程序保障的边际权衡，《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1条开创的“承认前临时救济”机制，本质是在未经全面司法审查前允许采取紧急措施。此设计隐含对 “错误救济的社会成本”＜“拖延导致资产流失风险” 的概率评估模型（See Westbrook, 2005）。³⁵

4.2 我国应当逐步将互惠原则放在次要地位

由于《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未规定互惠原则的相关制度，而欧盟，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要么不规定互惠制度，要么在实践中适用较为宽松，我国虽然不可能完全将互惠原则排除适用，但是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等措施，引导法院实际审判跨国破产案件时将互惠原则列为次要考虑的适用条件，并且更积极地运用法律互惠和推定互惠，尤其是推定互惠。这样既可以缓和我国和他国的关系，又可以防止司法报复等问题。

4.3 《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对我国制度的改革启示

《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对我国跨境破产制度改革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价值取向上应以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将互惠要求从刚性要件转为辅助性审查标准，建立以“主要利益中心”（COMI）为核心的管辖权认定体系³⁶；其二，程序构建上需引入临时救济机制与平行程序协调规则，借鉴《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19-21条构建"承认前保全-程序对接-资产分配"的三阶协作框架³⁷；其三，在拒绝事由方面应实现公共秩序保留的具体化，参照《欧盟破产条例（第2015/848号）》第33条将拒绝事由限定为"明显违反程序正义基本原则"，并通过负面清单列明具体情形³⁸。

五、我国破产案件中互惠原则适用的建议

5.1 立法层面对互惠原则的改进和完善

5.1.1 将互惠原则渗透到具体审查规则中

中国在细化跨境破产规则的过程中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现有规定。例如德国《破产法典》第343条规定，若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明显违反德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基本权利规定，则可拒绝承认。此处的“基本原则”包括程序正当性要求，例如债权人是否被公平通知、是否享有参与权等。美国《破产法》第15章亦规定，若外国程序违反美国公共政策（如未保障债权人听证权或隐瞒财产信息），法院可拒绝承认。中国可借鉴此类规定，将公共秩序细化为“是否保障债权人知情权、异议权”等程序性标准，而非笼统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日本《外国破产处理程序承认与援助法》要求，若外国程序对日本债权人存在“显著不利益”，则可拒绝承认。例如在韩进海运破产案中，日本法院虽承认韩国程序，但明确要求韩国管理人不得优先处置日本境内资产，以确保本地债权人受偿机会平等。此类规则可转化为程序性事由，例如要求外国管理人提交债权人名单及清偿方案，并设置异议期供中国债权人主张权利。

5.1.2 构建“推定互惠”制度和弱化事实互惠的僵化要求

本文认为三种互惠原则应当优先按照推定互惠认定。第一，推定互惠在法条中规定最为具体，有可操作性。推定互惠没有采用“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模糊表述，而是给出了反向排除条件，既如果对方国家的法院不存在以互惠为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本国法院所作出的民商事判决的先例，那么在本国国内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即可推定与对方国家存在互惠关系。第二，推定互惠的条件比较容易达到。相较于事实互惠和法律互惠而言，推定互惠的要件更容易满足，因此可以免去先举证事实互惠和法律互惠的过程。第三，推定互惠更加符合互惠原则的本源和目的。互惠原则源自于“国际礼让说”。美国Hilton v. Guyot案³⁹首次明确了国际礼“国际礼让说”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在自愿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国际合作，减少法律冲突。

在全球化进程面临结构性挑战的背景下，传统国际规则中“事实互惠”的刚性框架日益暴露出适配性不足的问题。基于即时利益对等交换的互惠模式，往往因国家发展阶段差异、资源禀赋悬殊或短期收益失衡而陷入合作僵局，甚至加剧国际博弈的零和化倾向。对此，“推定互惠”制度的构建试图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合作逻辑：其核心在于建立基于制度性信任的互惠预期，允许参与方在合作初期以非对称性投入启动协作进程。这种制度设计不仅通过弱化形式对等性降低了合作门槛，更为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复杂全球议题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制度路径。

5.2 司法实践的透明化与说理强化

在跨境破产司法协助领域，我国司法实践长期面临互惠原则适用标准不明晰的困境。目前裁判文书普遍存在两大缺陷：其一，对互惠原则的法理分类缺乏自觉意识，未能明确区分“法律互惠”与“事实互惠”的适用条件。多数裁判仅以"存在互惠关系"或"不危害国家利益"等抽象表述作为认定依据，既未援引相对国的成文立法进行规范分析，也未系统考察对方司法实践的实质性倾向。其二，法律论证呈现出严重的形式化倾向，如（2021）苏06民初1234号案虽突破性地引入潜在互惠理论，却未能充分阐释"潜在可能性"的认定标准与方法论，导致此类创新性尝试难以转化为可复制的裁判规则。⁴⁰这种论证缺陷使得具有开拓意义的裁判尝试最终沦为孤立的司法实验，难以形成稳定的规则预期，客观上加剧了我国在国际破产协作网络中的边缘化风险——据世界银行2023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跨境破产程序认可成功率较G20国家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显著制约了跨境债务重组的市场化进程。⁴¹

破解该困局需要建构层次化的互惠适用体系。北京一中院在（2022）京01破申786号裁定中的法理创新具有范式意义：首先，采用比较法方法，直接援引《美国破产法》第15章关于跨国破产承认的实体性规定，完成"法律互惠"的形式要件审查；继而运用比例原则进行“权益平衡测试”，重点论证承认行为不会冲击国内债权人优先权顺位、不影响税收主权行使等实质要素，为“不损害国家利益”要件提供了具象化判断标准。⁴²这种论证结构，既符合《联合国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现代治理理念，又与我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的立法目的形成体系化衔接。最高司法机关应通过指导性案例制度，将此类裁判要旨上升为普适性规则，同时建立"互惠承诺数据库"，动态跟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立法司法动态，为互惠认定提供客观基准。唯有实现从个案裁量向规则治理的转型，方能终结互惠原则的粗放适用现状。

六、结语

在全球经济深度互联背景下，跨境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对国际司法协作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现行互惠原则在跨境破产案件中的适用困境，本质上是法律逻辑的碎片化与全球化治理需求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通过梳理事实互惠、法律互惠及推定互惠的司法实践差异，对比《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先进经验可知，以僵化的“事实互惠”主导破产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模式已难以适应跨国企业高效重整与债权人权益平等保护的现实需求。未来改革应着眼于三方面：立法层面需明确区分民商事案件与破产案件的互惠认定标准，建立以推定互惠为主、法律互惠为辅的审查体系，并将互惠要求细化为程序性审查要件；司法层面需强化裁判说理的透明度，建立动态化的“互惠承诺数据库”以指导实践；国际合作层面需主动对接《跨境破产示范法》框架，通过签署双边或多边协定扩大互惠推定范围。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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