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涉税内容

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涉税内容

三、两会代表涉税建议汇总

2019年，我国全面启动了一轮个税改革，其中一大举措是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4项劳动性质的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按相应税率纳税。由此，我国也迈出了综合税制第一步。

除了综合所得外，对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仍采用分类征税方式，按照规定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因此，我们当前施行的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

不同类别的收入适用的税率、扣除方式不同，导致税负不同，显然不利于公平，不利于发挥个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而我国已经明确要扩大综合所得范围，前述《全国人大财经委审查结果报告》的相关表述，意味着这项改革将提速。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需要充分发挥个税收入分配调节效应，需要逐步扩大综合所得范围，而哪些收入类别纳入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另外，由于个人或家庭实际支出负担不同，为了体现个税公平性，2019年引入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6项专项附加扣除，去年新增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专项附加扣除，符合相关条件的个人每月可以获得几百元或几千元抵税金额，从而降低个税税负。

此次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多位代表的建议也均有提及，要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更好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个税处理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第一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第二条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中所表述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该条规定仅针对股份制企业，且限定为“股票”，由此产生争议，即是仅有上市公司才可以享受免税政策，还是股份制公司都可以享受不征收个税政策。笔者认为，争议的关键点在于股份制公司的股份是否可以被称为“股票”，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按照上述规定享受不征收个税的优惠。目前实操中，越来越多的税务局会认为不征收个税的适用主体只能是上市公司，对于股改时的资本溢价转增股本会按照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要求股东5年内缴纳所得税。

前述代表的建议注意到了税收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差异性。股改是大多数企业实现上市的第一步，统一征税口径，解决先行规定存在的相互矛盾之处，有利于保护资本的形成，也是鼓励创业、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股权激励方面，由于上市公司股票与未上市公司股权之间在流动性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税收政策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显而易见，未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税收政策更为优惠。我们认为上述区别对待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未上市公司股权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在没有实质现金流且未来还存在投资风险的情况下让股东缴纳税款增加税负成本反而不利于激励效果，同时股权激励的目标在于促使激励对象尽可能长期持股、关注公司长远发展。但是正如刘云峰代表所建议的，未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备案流程仍需要进一步明确。

自1977年欧盟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开始，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阿根廷、加拿大相继对金融业开征增值税。虽然增值税覆盖了金融业，但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金融业增值税不尽相同。大部分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对金融业采用“隐性业务免税法”，也就是对非直接收费的项目免税，如贷款服务等。究其原因，除了在宏观政策方面对金融业进行保护外，更多的原因是基于金融业特殊经营业态做出的选择。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对这部分金融业务征收增值税，但多采取将增值税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全面征收。

2016年起，我国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金融业被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财税【2016】36号文件对金融服务的解释为经营金融保险的业务活动，包括贷款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此次改革，中国在缺乏国际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形下，大胆尝试并平稳实施了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全面征收增值税。这在国际上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贷款服务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2016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规定：“纳税人购进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按照现行增值税管理“道道征道道扣”的原则，如果借款利息等进项税额允许抵扣，从根本上打通融资行为的增值税抵扣链条，首先就应当对存款利息进行征税。但在现有条件下，对存款利息进行征税难度较大，而且对居民的存款进行征税，也无法解决专用发票的开具问题。

而贷款利息是企业重要的费用支出，这将导致金融业下游行业税负和融资成本相对较高，说明营改增后我国银行业的贷款服务业务仍然保留了营业税的主要特征。此外，贷款服务利息支出不能抵扣的规定割裂了增值税抵扣链条，造成重复征税，不利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如果贷款服务利息支出若能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那么银行业下游企业增值税税负会降低，尤其是贷款余额规模大的企业税负下降会更为明显，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因企业增值税税负下降和生产效率提高，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回报比率提高，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水平随之提高，进而影响税收收入规模。

不良资产的处置成本一直是金融机构关注的重点。根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金融行业呆账满足该办法认定的条件即可进行核销，但在进行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只有满足税收特定条件的资产损失才允许税前扣除。2023年2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1号令《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明确规定金融资产逾期后应至少归为关注类，逾期超过90天、270天应至少归为次级类、可疑类，逾期超过360天应归为损失类。《办法》实施后，逾期超过90天的债权，即使抵押担保充足，也应归为不良。随着金融创新发展，商业银行新业务不断涌现，资产处置方式日益复杂，前述王俊寿代表的建议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为不良资产处置创造更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手车方面，2020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二手车经销有关增值税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由原减按2%征收增值税改为减按0.5%征收增值税。从销售额的2%下降到0.5%，显著降低了二手车的流通成本，也将为二手车交易规模化发展提供更好的土壤。上述代表提出长期确定优惠政策，有利于更好发挥政策的长期效应。

新能源汽车方面，近年来为推动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牌照政策及针对特定领域的政策等多项政策。2022年3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28.2%，已经超过国家设定的2025年所有新能源汽车车型市场渗透率20%左右的目标，这意味着过去以补贴为核心的新能源政策取得了应有的效果。购置补贴和税收优惠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政策因素，是新能源产业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体现了我国对汽车行业积极消费的正向引导。

近年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减税降费优惠政策，较为纷繁复杂。由于难以及时获取优惠政策并掌握动态更新，绝大多数纳税人明明符合政策条件却不自知，不能第一时间享受到优惠政策，亦或是学习成本过高。并且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在延续性上较差，存在政策空档期，使得纳税人不能及时享受税收优惠。后疫情时代，企业对减税降费的需求较大，民建中央的相关建议也表达了对全面推进减税降费的常态化、规范化的呼声。

此外，在区域性个税优惠政策方面。各特殊经济区域近年来陆续发布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人才在当地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给与一定补贴或免税。各区域的个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因当地战略定位、资源及规划产业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不仅为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人才提供了可选择的空间，也使得更多企业考虑全面布局境内业务和人力资源。

需要注意的是，在部分区域现行的个税优惠政策中已明确提出“实质性运营”的要求，例如海南、横琴和南沙。“实质性运营”是依法依规享受税收优惠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前提。2月14日发布的《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将实质性运营概括为“四个在”，即生产经营在合作区、人员在合作区、账务在合作区、财产在合作区。对于仅在合作区注册登记，其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任一项不在合作区的居民企业，不属于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不得享受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此前，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等三部门已于2021年3月5日发布了《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并于2022年9月27日进一步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补充公告》。虽然仅为地区性政策，海南此次对“实质性运营”的判定标准细化，也为企业在实操中提供了更加明确的量化标准和考量方向。

这也意味着，在事后监管中，对于不符合条件的情况将要求个人返还已享受的补贴、退税，甚至相关纳税调整可能会产生滞纳金和/或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