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证据的司法审查与妨害民事诉讼责任—— 以法发〔2026〕10号第18条、第19条为核心
2026年11月4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联合苏州市吴江区、嘉兴市嘉善县人民法院发布服务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其中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值得关注:某数控公司针对特定关键词反复检索,诱导搜索引擎内置大模型生成含有同业竞争者名称的推广页面,经公证固定后起诉索赔3万元。法院调取后台数据,认定该页面系人为诱导的产物,判决驳回全部诉请,并以妨害民事诉讼为由罚款10万元。
类似情形在各地已有出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商事纠纷时,发现原告代理律师援引的两则案例与案号对应的真实案件并无关联,系其提取争议焦点后反复向人工智能提问生成,未经核验即行提交,法院在判决书中予以批评,该案于2025年12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原告提交的水电表照片带有“AI生成”标识,经当庭质询后承认系合成,被予以训诫。
三案分别发生于沪、京、鄂,处置依次为罚款、批评教育、训诫,规范依据则可归于一处:2026年9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该意见第18条规定生成内容作为证据时的审查方法,第19条界定以人工智能手段取得虚假证据的构成要件与后果。本文依次讨论三个问题:生成内容进入诉讼后其证据资格如何评价,法院依何标准判断真伪,行为在何处越出民事制裁的边界。
某数控公司与同行业企业存在竞争关系,其代理人针对特定关键词反复向搜索引擎内置的大模型提问,诱导生成含对方企业名称、商品信息的推广页面,再以公证方式固定屏幕内容,据此主张商标侵权。 本案争点不在商标近似,而在证据本身。被告抗辩称被控页面从未真实存在,系原告通过特定指令生成。承办法官未停留于截屏与公证书,而是调取后台数据,通过检索日志还原指令输入与结果生成的对应关系,认定该页面系人为诱导的产物。 裁判分三个层次:涉案页面不具真实性,不足以证明侵权行为存在;侵权构成要件不成立,全部诉请驳回;原告以自行制造的证据起诉,妨害诉讼秩序,依《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罚款10万元。 原告代理律师于庭后提交书面代理意见,援引两则“高度契合”的案例。法官以案号检索后发现,(2022)沪01民终12345号对应的真实案件系民间借贷纠纷,与所述事实完全不同;(2016)最高法民再301号所载内容亦与之不符。经质询,该律师承认上述“案例”系其提炼争议焦点后反复向人工智能提问生成,未经核验即复制提交。 法院因无证据证明系故意提交,且事后主动说明来源、情节轻微,酌情予以批评教育,并要求代理人“引以为戒,在向法院提交参考案例、法条时,应当进行检查和核验”。该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裁判要旨为:提交生成且未经核实的虚假案例,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情节轻微的可以批评教育,较重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处理。 大悟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原告为证明实际用水用电情况提交水电表照片,照片带有“AI生成”标识,经当庭质询后承认系合成,法院予以训诫。 三案在行为形态上具有共性:行为人对生成结果均具实质控制力,属于对事实材料的“制造”而非对既有事实的“发现”。处置强度则随主观故意程度与危害后果递增:最轻一档为批评教育、训诫,适用于情节轻微或事后主动说明的情形;中间一档为罚款、拘留,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与第一百一十五条,青浦案的罚款即属此档;最重一档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虚假诉讼罪。上述层次并非新设责任类型,而是既有制裁体系在“人机协作”形态下的重新适用,第19条的功能在于明确其适用入口。 生成内容进入诉讼,通常以“电子数据”名义提交,但该归类掩盖了关键差异。一般电子数据是行为的痕迹,形成过程独立于当事人,真实性取决于存储介质是否完好、提取是否规范;生成内容则是人机交互的产物,同一模型、提示词不同,输出可以截然相反。其性质更接近由机器代为书写的陈述,真实性不取决于载体,而取决于输入端。审查重心因此须由“提取过程是否可靠”前移至“生成过程是否受人为干扰”。 第18条末款提供判断框架:当事人将生成内容作为侵权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量四项因素,即提示词设计及其对生成结果的影响、生成内容与主张权利作品的相似程度、重复测试的一致性、模型训练与算法设计及内容过滤机制。 第一项具有决定意义。所谓提示词设计及其对生成结果的影响,在实务中即判断该内容系模型的自然输出,抑或经特定提问方式引导而成。青浦案原告未输入中性描述,而直接嵌入对方企业名称与商品特征,使模型在概率上必然生成指向特定主体的内容,属典型提示词的人为干扰。 第二项与第三项具有辅助验证功能。相似程度用于判断生成内容是否仅为对权利作品的机械复制;重复测试的一致性则提供可操作的技术检验,即以中性提示词重复检索,若结果不再出现,即可反证原结果系诱导所致。据此,对生成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时,宜同时申请当庭重复测试,而非仅作概括性质疑。 生成过程的完整数据由平台掌握,当事人无力自行获取。第17条为此提供工具:控制电子数据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人民法院可认定对方关于该证据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主张成立;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法院调查收集,必要时由法院依职权调查。青浦案即其适用——法院主动调取后台数据,将“是否存在诱导”这一当事人难以证明的事实通过职权调查查明。 公证的效力范围同样值得注意。原告对生成页面办理了公证,易被误认为证据已难以撼动。但《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公证的证明对象系取证行为的真实性,即公证员实际见闻、操作并如实记录的过程,其并不对屏幕所示内容在客观世界中是否存在作出担保。 本案中,公证员所能证明者,为于特定设备以特定关键词检索时出现了该页面;其无从证明该页面并非检索行为本身的产物。被告提出诱导抗辩、法院调取后台数据后,公证书所固定的内容即被相反证据推翻,其证明力随之丧失。但公证程序并无瑕疵,其所记录的取证过程,恰成为认定原告实施诱导的事实基础。 第19条第1款的结构为:主体是当事人;行为方式为通过删除或者篡改生成合成内容标识、特定指令输入、选择性结果呈现、对抗性干扰等人为干预或误导方式取得虚假证据;结果为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进行虚假诉讼;主观上须有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企图。 其中,特定指令输入与选择性结果呈现直接对应本案:前者为反复以定向提示词诱导,后者为从多次生成结果中择取唯一有利者提交,二者叠加即该款规制的典型形态。 第19条第1款的法律后果指向《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该条于2023年修正时增设第二款:当事人单方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企图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适用前款规定。 该项增设对本案具有实质意义。修正前的条文以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为要件,而以人工智能制造证据通常为单方实施——原告独自完成诱导、取证与起诉,不存在串通对象。若沿用旧法,此类行为难以安置;新增的单方捏造型恰好填补该缺口。青浦案驳回诉请并处罚款,即该款的具体适用。 第19条第2款另设一条路径: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证据、妨碍审理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处理,该条第一款第一项即“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可处罚款、拘留。两条路径的差别在于规范对象:前者针对提起诉讼的整体行为,后者针对提交证据的具体动作,同一行为可能同时触犯,法院可择一或并合适用。 刑事风险亦属现实。《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亦可成为本罪主体。 法释〔2018〕17号第一条列举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七种情形,第四项即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关系,青浦案所涉行为正落在该项射程之内。本案因索赔仅3万元、未造成严重后果,尚在民事制裁层面处理;若捏造的证据被采信并导致错误裁判,或据此获得较大数额赔偿,即可能升格为刑事犯罪。该边界取决于证据是否被采纳及损害后果是否实际发生。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对单位的罚款为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青浦案的被罚主体为公司,10万元接近法定下限:被告实际损失有限,原告索赔仅3万元,过重的罚款与行为危害不相称。该裁量在惩戒与比例之间取得平衡。 第19条第3款设定一项独立义务:诉讼参与人提交诉讼文书、案例检索报告等材料如系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应当在提交前核实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案例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提交时对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的情况作出说明,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依法承担责任。核实为实体义务,说明为程序义务。 通州案的法律事实要件为:无证据证明系故意提交、事后主动说明来源、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反向推之,若明知虚假仍予提交、拒不说明来源,或虚假案例已被裁判文书援引,则可能落入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罚款、拘留。就执业而言,人工智能可用于检索与起草,但不能替代核验:凡引用案例,应回到裁判文书网或人民法院案例库核对案号、当事人与裁判要旨;凡以生成式工具形成文书,应在提交时如实披露。留存检索记录、复核引用来源、披露辅助情况,均属可有效隔离风险的措施。 以人工智能辅助发现侵权并不被禁止,风险集中于“定向”。较稳妥的做法是:保持提示词开放性,不以特定主体名称、商品特征作为检索条件;完整保存检索日志与生成记录;以多组提示词交叉验证;发现问题后优先通过公证购买、实地取证等实体渠道固定证据,生成内容仅作线索。 面对以生成内容为唯一依据的起诉,可从五个方向质证:要求原告提交完整的提示词与检索记录;申请以中性提示词当庭重复测试;申请法院向平台调取后台日志;就公证事项提出异议,区分取证过程真实与内容客观真实;若基本事实仅由该证据支撑,可一并主张构成虚假诉讼。因恶意诉讼受损的,可另行提起侵权之诉。 三案所涉行为形态各异,共同的规范问题在于:当证据内容的生成过程可由提交者以提问方式实质影响时,其证明力应如何评价。技术并未创设新的违法类型,改变的是实施成本与识别难度。规制的重心因此不在于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在于维持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第18条将审查对象前移至生成过程,第19条则以构成要件与责任转介条款,划定民事制裁与刑事追诉的适用边界。可操作的结论是:生成内容可作为发现线索的辅助工具,但不宜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独立依据;凡以其为证据或引用生成案例材料,均应保留生成与核验记录。 参考资料: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2026年9月7日施行,第17条至第19条。 【2】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官网2026年9月发布。 【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嘉兴市嘉善县人民法院服务保障第九届进博会工作举措及服务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2026年11月4日发布。 【4】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任某璐诉曹某、北京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纠纷案,2025年4月10日判决,2025年12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5】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据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报道。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7号)第一条。 【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一、三个案例
(一)青浦案:经诱导生成的“侵权证据”
(二)通州案:经“投喂”生成的参考案例
(三)大悟案与责任层次的划分
二、第18条:生成内容的证据审查
(一)定性:不同于一般电子数据
(二)四项审查因素
(三)举证责任与公证的效力范围
三、第19条:构成要件与责任路径
(一)构成要件
(二)虚假诉讼路径
(三)伪造证据与刑事路径
(四)10万元罚款的裁量
四、诉讼参与人的核实与说明义务
五、实务要点
(一)权利人的取证合规
(二)被诉方的质证要点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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